近期，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对 Uber 和 Lyft 暂缓执行员工重新界定的请求作出了批准，这两家公司一直将旗下司机归类为独立合同工，而不是雇员。为了不进行重新界定，它们还曾威胁要彻底退出加州市场。

尽管加州法院在两年多以前就要求 Uber 和 Lyft 对员工进行重新界定，但它们却辩称公司无法快速制定改革方案。然而，针对临时工界定问题的加州 AB5 劳动法案已于去年 9 月正式通过。不论缓冲期有多久，Uber 都需要尽快完成员工制度改革。

有人可能会认为，通过故意将司机归类独立合同工，Uber 等叫车公司就能从中赚取高额利润，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上，Uber 和 Lyft 根本没有实现盈利。相反，两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大量消耗资金，压低乘客的乘车费用，以积极扩大其全球市场份额。缩减司机工资并不是它们主要的盈利策略，这样做的唯一好处仅仅是减慢它们烧钱的速度。

实际上，Uber 和 Lyft 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尔街投资者对自动化技术的青睐。这些公司一面试图应对非法雇佣行为招致的法律问题，一面等待着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进步。一旦自动驾驶汽车问世，Uber 和 Lyft 就可以解雇它们的司机。

这样一来，这些已经在叫车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公司将进一步获得绝对性的垄断利润。因此，向司机们支付维持生计的工资也绝对不会写进 Uber 和 Lyft 的长期商业计划。

只有在极度缺乏其他更有前途的投资机会时，这种对于遥远未来技术的豪赌才能造就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和富裕的个人积攒了大量资金，但却不知道应该投向何处，因为投资回报率极低。商业投资下降造成经济增长放缓，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正是这种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疲软才产生了缺乏保障的劳动力群体，这也是目前让 Uber 和 Lyft 赖以为生的群体。

在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疲软。失业的年长工人很难再找到同类型的工作。与此同时，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则在大量发出求职申请，最终也只能找到一份没有出路的零售职位。

Uber 和 Lyft 等拼车公司利用了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如果另一个备选项是在咖啡馆不规律地轮班工作，那么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为叫车公司开车就会像梦一样美好。相比起惹人讨厌的老板，由算法来进行管理似乎是完美的方案。在运营的最初几年中，叫车公司们甚至还提供了相当不错的薪酬待遇。

当然，Uber 和 Lyft 现在可能已经在计划解雇这些工人，然后用机器人来进行替代。但就像自动化的其他许多承诺一样，无人驾驶汽车距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为此 Uber 和 Lyft 只能先压缩这些工人的收入，以遏制现金储备的流失。这时司机们开始反击了。

争取工人权利的这场斗争之所以能成型，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一点——数字经济扩张的背后，不单纯是势不可挡的技术变革所取得的胜利。在硅谷的话术掩盖之下，很多看似是技术创新的东西实际上是绕过法律法规的一种手段，其中也包括最低工资法。

通过对员工进行错误的分类，Uber 省去了本需要向美国政府失业保险计划缴纳的数亿美元。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Uber 却又成功游说联邦政府介入，为其司机支付了失业津贴。

为什么 Uber 可以同时享有这两种权利？要求公司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是合理的，否则一开始便不能允许公司雇佣工人。然而在经济增长疲软的环境下，这种要求不足以为所有雇员赢得经济保障。

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低失业率让越来越多工人能够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将保障范围扩大到更大的工人圈子。可惜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早已结束，而且不会重现。

20 世纪中叶的经济腾飞时期也是当前所有复苏政策的参照点，然而这一段黄金时期却是以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前提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稳定的国际贸易得以恢复，使经济生产能力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长，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快速扩张让位于日益恶化的全球产能过剩，导致竞争加剧，国际贸易商品投资率下降。人们只能在日益发达的服务业中寻求生计，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又相当低下，因此导致了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

因此，工人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原因并不在于自动化技术的新进展。与无人驾驶汽车一样，自动化技术也大多未能成为现实。工人们的困境源于现实环境——在资本饱和的经济体中，投资利润率较低，再投资机会不足，因此剩余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股息和股票回购。随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大量资金涌入了 Uber 和 Lyft 等高度投机的企业，然而它们几乎没有能力实现盈利。

这就能解释为何长期以来政府都对 Uber 和 Lyft 的不当行为视而不见。政府成了企业的帮凶，令工人们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率和一路走高的失业率，各国政府花费数十年的时间，通过帮助企业逃避员工福利和税务，来哄骗它们进行投资。

这种为恢复经济快速增长而作出的努力与曾经失败的涓滴经济（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方案类似，因此它也以失败告终。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只会让经济前景更加黯淡。

人们需要的是工作以外的保障，这一需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凸显得淋漓尽致。考虑到我们所处世界的富裕程度，以及我们已经创造出的技术——即便是自动化的梦想尚未实现——每个人都应该能得到食品、能源、住房和医疗保障。如果拥有了这些保障，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去选择条件恶劣且待遇低下的工作？

Uber 和 Lyft 的掌舵者了解司机们的从业环境。他们可以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做出能够改变普通人未来的重要决定。然而雇佣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拖延这一浪潮的到来。

本文编译自 Why Uber's business model is do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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